我可能是在北大国政系(后来的北大国关学院)当学生时间最久的一个。
时间跨度从1992年到2003年,1年军训,4年本科,3年硕研,3年博研。
这11年中,经历了北京申奥首次失败,96台海危机、北大百年校庆、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印尼排华、98特大洪水、香港回归、“9·11”事件、南海撞机、中国入世……
个人经历与国家的宏大叙事两个时间线叠加,哪怕它们之间没什么紧密的联系,也能立刻让这11年显得波澜壮阔起来。
那11年,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国政系学的那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有意思的是,最后发现,我可能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因为不专业遇到的糗事
我的本科阶段,经历了国际共运暂停本科专业招生,外交学系的筹建与组建。
从课程设置上来看,外交学的相关课程实用性往往会感觉更强一些。出于未来万一进了体制内有备无患的考虑,很是选了一些看似实用课程,比如沈青兰老师的涉外秘书学、张学斌老师的外交学概论等。
不过,那时候新学科都带有试验、探索的性质,进入实际工作后很快就发现,理论很强大,实用比较不足。
比如涉外文书,上课时比较强调体例,工作中,和老外打交道,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体例过得去,其实挺自由的。
我强烈建议如果还有涉外实务类的课程,一定要加上检讨(情况说明)这个文体,这是我工作中用的第二多的文体,而且写得如何常常能决定人生走向。
写作对象有全国人大新闻办公室、中宣部、外交部……
初出茅庐的时候,如果没错,我基本态度就是以各种方式不认。记得第一次检讨是写给外交部的,我的三段论:一我们没错,二你们属于“文革作风”,三望贵部门认真学习提高。结果被集团某老总叫到办公室,很是谆谆教导了一番。
最终形成了新三段论:一我们深刻认识到了错误;二错误的出现有客观原因;三我们会努力反省提升业务避免重犯。
后来写得多,打交道多了,也就更深刻理解了检讨很多时候是相互给面子、给台阶的犬儒之道。
2012年,南海风云突起。南方周末专题报道香格里拉峰会,此为6月6日当期版样。
另外就是国政系的学生应该多一些实用礼仪方面的训练,我有好多次让自己陷入尴尬。
比如和拉丁语系国家的人打交道,对方是女性,当对方主动行贴面礼——属于一种比较隆重的礼节,我第一次简直是手足无措。幸好翻译在后面反复提醒,面部轻贴,一触即分,嘴上拟声,别真亲……总算没有翻车。
再比如有一次参加越南使馆的招待会,我属于被临时邀请,只比当天的主宾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早到了几分钟,越南使馆方面铺好了红毯,大使、大使夫人、武官等四人已站在门厅,但侍从还没有就位。
我放下外套后,门厅就只有我和越南使馆的四位主家,我当时做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是装作看不见,从他们面前昂首挺胸经过直接上二楼吗?这样似乎很没大国民风范,最终我坦然走上红毯,宾主面带笑容亲切握手,然后快步走上二楼。
上楼转弯时回眸一瞥,发现对方在面面相觑,似乎在问:这家伙是谁?
二、专业真的是能让人领先一步
上学的时候,国政的课程林林总总,看似成一大体系,知识总量堪称浩瀚,但是深入下去难免给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感觉。
看学科门类,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历史、地理、人文……多多少少都有;看空间分布,地球上但凡过去六七十年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均有所涉及,但时感杂而难精,没有方向。
然而,书到用时就发现杂也有杂的妙处,前提是至少记住了不少东西。
2018年3月30日,在瑞士参加巴塞尔钟表展,追赶中国钟表工业的脚步,图为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
2006年,为减弱监督报道的风险性,拓展好看、安全的选题空间,奉报社之命去帝都与各国使馆建立稳定联系渠道。
发现外交这事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交朋友。
动作要领是:能聊得起来,不是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起码任何场合、任何话题要能接得住,确保有效交流时间;深度话题,一定要有能被人记住的或认知或观点……
我这人其实比较社恐,不过长期见各色人等,不说任务完成得如何,不过北京各使馆的招待餐最后吃到怕。
2006年,卡斯特罗重病,我要去古巴做专题,签证加急,从给古巴使馆一秘打招呼到看着签证处官员把护照交回,加上隔夜的时间不到14个小时。
还有一次,我被临时喊到北京东直门外的一个餐厅,最后发现要见的居然是时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青木干雄的公子青木一郎,而他陪同一起来北京拜码头的对象则是福田康夫的公子福田达夫。
我们当时最常规的操作,就是每次日韩冲突,或巴以大打出手,因时间紧急或没有好的操作思路时,就把相关国家或大使,或公使、参赞,抓到哪个是哪个,相同的问题,整两个专访放到一个版上去。凭我们和使馆的关系,基本做到随叫随应。
当然,作为周报没那么多机会可以借助报道密度与其维持较紧密关系,唯一可凭借也就是专业性了。
《南方周末》的天下版截至我离开采编,有5位出自北大国政系,1位出自北大中文系,1位出自复旦国政系。
2005年去台湾省采访,与一众岛内大佬,包括大学校长,政党领袖,曾任军事、教育等部门首长,报纸杂志社长总编……聊台海、中美、东亚,好像比在自家还放松。
以至于我差一点成为大陆市场化媒体派驻台湾省的首批记者之一。当然最后不了了之,这就是别的故事了。
三、我毙掉了日本首相的专访
在校的时候,上过朱文莉老师的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许振洲老师的法国政治经济与外交、冯建军老师的德国政治经济与外交……大国里面,可能就是没有日本的类似课程,据说是之前开课的老师游学去了。
日本的内容,主要靠其他课程内容客串和自修。
工作中,与日本打交道的频率最高。
包括主持了三位日本首相、四五位党首的专访,颇见过一些日本的“太子党”,还和清水会等“社团”大干部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日本天皇的生日招待会甚至记不清参加的次数……
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专业好像没啥用,但一碰到麻烦,尤其是大麻烦,专业真能帮上忙。
和日本相关事务,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有任何放松。
比如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专访,最初一切顺顺利利,但最终的过程极为曲折,和中日两边的沟通交流基本赌上了我对日本人民族性格及其做事风格的全部认知。
领导人专访能带给记者、编辑、一家媒体极大的职业声誉,毕竟全国1万多报刊杂志电视广播台,100多万从业者,能搞定一个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专访,比例相当低。
“重要国家”这里的“重要”很重要,也更现实。
虽然我们在专业学习的全过程,一直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并被教育要对相反的理念持批判态度,但现实中,我们会充分认识到,平等大多数时候只是礼仪上的,就好比重要国家就是比普通国家,最后得到的行业评价、工分起步就要高好几个台阶。
领导人专访最精彩的大多都在采访之外。尤其是专访要刊登在我们国家一张县处级报纸上,又碰上了敏感时期,更是如此。
比如,问答要十分技术,看起来“五毒俱全”,细看又仿佛啥也没说;报道要十分平衡,不说主宾尽欢,绝不能留下把柄;还要对国内外各业务机关的专业呈现出足够尊重,同时平衡好媒体的各种“婆婆”之间的关系……
提交采访申请获准、采访提纲被通过、采访、成文,前期简直是顺风顺水,直到文章交到我手中,我看到文中的这样一处表述。
首相在回答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时,提到他和中国国务院总理几个月前的一次会面,双方当面取得了共识。但在当时的双边关系背景下,我很难认同这一表述。
为了求证,我通过“民间”渠道请相关部门给出专业意见,得到的答复是:无此共识。
当我把这一意见技术性地反馈给日本外务省方面时,技术性指的是既要让日方理解这一意见足够权威,还不能让对方认为是中国有关部门在影响这次采访,日本方面给出解决方案是:这只是代表首相的个人理解。
我给出的编辑意见是,能否加一个括号注释,表明这是日方的认知,而我们并不认为有此共识。
结果日本方面用了至少一天时间明确拒绝。
由于这个分歧牵涉到领土这个根本问题,涉及层级又高,当时中日关系又在敏感关头,我们这边的相关部门也不想给对方留下干涉采访的口实,所以这篇文章的最终处理权就交给了报社。
报社则授权我全权决定稿件的命运。
其实,经过之前差不多三五天,几次三番的拉锯扯锯,如果能发,我可以直接援引新闻自由中的编辑权加上注释,不理会日方的意见。
2011年5月4日,报纸出版到了最后时刻,正在为头版大标题犯难中。
早先采访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时候,那个专访是由德国那边一位汉语非常厉害的老太太翻译的,我看到稿子的时候已经接近完美,对方给的说法也是“一个字不能改”,只不过有三处表达要么不符合中国人当下的习惯,要么略显啰嗦,我坚持一定要改,最后就是用“新闻自由”的同样理由让德国方面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但这次的情况不一样,由于日本政府把钓鱼岛收归“国有”举动,引爆了民间的情绪,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中。
最终,我决定不刊发这次专访。
做出这个决定当然十分遗憾,首先是前方好些同事工作等于白做,而且这一决定,意味着报社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丧失很多涉日重要选题的采访便利,更是要付出更大努力修复与相关业务部门的关系……
比如,我们曾经取消刊发一篇美国驻华大使的专访,然后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再也没有获得采访机会,每一次对方都会态度友好地表示,你们上一次采访没能发出来,我们不认为你们这一次能比上一次做得好。
四、结语
我们入校的时候,系里迎新经常会拿一块黑板写着“欢迎未来的外交官”,但其实去外交系统人没那么多,加上去涉外口的人占比也不算大。
但拜这个时代所赐,中国与世界在各个层面深入交流,给我们大把展示所学的机会。
和国政系的相遇算是命运中不那么经意的一瞥,但最是这一瞥的风情,贯穿了我人生的每时每刻。
个人简介:
史哲,必赢242net官网国政系92本,00博,毕业后就职于《南方周末》报社,历任新闻部主任、评论部主任、编委,南方周末新媒体总编辑,南方周末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后下海,现为广州智谷趋势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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